《文中子·礼乐篇》曰：“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勤劳质朴但却饱经沧桑、百折不挠的民族，这个民族没有像曾经同样辉煌的罗马、埃及那样在动荡的时局中湮灭为历史的注脚、彻底消散了民族意识，也没有像同样创造过灿烂文化的印度、中东一样沉湎于往日的荣光中抚今怀昔、不能自拔，反而在多次的动乱与战争中不断加强了民族认同感与对大一统的信念，是什么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且依然生机盎然的原生文明？是什么使语言、习俗差异巨大的数十个民族能够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外侮，又共同享受这盛世华章？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点：不是以利相交、不是以势相交、更不是以权相交，而是以心相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不幸的，北有无垠沙漠、西有巍峨高原、东有辽阔大海、南有十万群山，陆路交通的相对封闭以及本身物产的丰富，使得对外交往成为一件收益不大但管理成本极高的不划算买卖，于是我们看到，在不断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下，我们的都城逐渐从丝路的起点、对外贸易的中转站长安，迁移到了更加靠近内地的洛阳，最后更是落脚在了国内运河网的枢纽开封，在经济上体现出了明显的从重视对外贸易到更加重视国内贸易的转变，这其中固然有海运地位提升、陆路交通由于战争等因素被截断的影响，但观夫雄汉盛唐，哪一个不是靠着金戈铁马保障了西域商路呢？这不仅是统治者的问题，也是一种地缘影响的结果，然而，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两面性，有利有弊，地理上的封闭，反而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内部的认同感世所罕见。公元1927年，英国侵略者觊觎矿藏资源，非法进入了我国的云南沧源地区。6年后，英国开始公然修建通往矿区的公路，并于次年直接派兵占领了佤族班洪和班佬等部落的银矿。一时之间，佤族各部落群情激愤，皆欲灭此而朝食，班洪王与班佬王遂集结周围部落，剽牛立盟，成立佤族联军，以效忠崇敬的“阿祖阿公”诸葛亮之名，成立了三支武装力量，掀起了驱逐英军的战争。哪怕英军动用大炮堕村寨十余座，佤族联军仍然坚持战斗。最后在当地其他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成功收回失地，这一事件也开始名扬中外，被称作“班洪事件”。怎样忠贞的民族可以将盟约传承一千八百年而不变？怎样英雄的民族可以将誓言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战国策》曰：“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诸葛亮与佤族人民的故事，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以心相交、成其久远的缩影。

中华民族又是幸运的，这片热土之上仿佛总是会出现最伟大的战略家和最雄健的人民。在最危难的时刻力挽狂澜，两相结合，点起燎原的烈火、掀起滔天的巨浪，燃尽、荡涤那一切丑恶与污秽，新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出身的开国将领，如壮族的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覃健、冼恒汉、少将韦祖珍、卢绍武、吴西、欧致富、黄惠良、黄新友、朱鹤云、覃士冕、覃国翰，满族中将万毅、少将赵承金、白志文、高存信、郭维城、赵东寰，土家族将领廖汉生、李元明、范子瑜、黎化南、郑国、彭飞等，中华各族儿女中均涌现出了无数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能够让如此多的民族团结在一面旗帜下，除了因为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外，就是那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本民族语言教育、充分尊重和保护各族人民风俗习惯的政策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的崭新发展，我们从不害怕民族文化差异，相反，我们对多元文化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君子和而不同”，这正是我们民族之间真心相待的最佳明证。与之相比，某些依靠海盗起家却标榜自由贸易、屠杀原住民而夺其地却自诩民主自由、以宗教立国却自认文明开放的“世界霸主”，真应该感到羞耻！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任何伟大的征程，都源自于最初的一步，任何宏伟的高楼，都由最初的那抔黄土开始，在数千年休戚与共的历史加持下，中华民族的情谊已是比喜马拉雅山还高、比塔里木盆地还深、比长江黄河还要连绵、比万里长城还要坚韧。我们近代以来所有成就，靠的是各族儿女的埋头实干、牺牲付出。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宏愿之基本格局已成。只要我们继续筑牢、发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必能汇聚起一条名为“中华民族”的披荆斩棘、无往不利的巨龙，相信在万千勇敢的中华儿女的齐心协力之下，这条饱经磨难却斗志弥坚的古老巨龙，必能踏着浩浩汤汤的历史洪流，乘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东风，越过“伟大复兴”的龙门，畅游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品尝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醴泉！胜利，必将属于英雄的中华民族！